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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的现状与改革

编辑:天津天法律师事务所  时间:2013/03/12  字号:
摘要:我国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的现状与改革

    一、我国刑事强制到案措施的定义和体系

    在西方国家,刑事强制到案措施是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包括针对证人。对证人的强制到案主要指法官在审判阶段拘传证人出庭。我国没有针对证人实施的强制到案措施,且目前也不适合将证人纳入强制到案的适用对象。鉴于此,笔者对我国现行强制到案措施如此定义:刑事强制到案措施指的是,为调查案件事实,保障侦查和审判的顺利进行,主要由追诉、审判机关采取以及少数情况下由一般公民采取的,以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到达一定的场所,干预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的手段或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没有系统归纳强制到案措施,但强制到案措施共有四种,分别为拘传、拘留、逮捕和群众扭送,四种到案措施构成我国强制到案措施的体系。拘传、拘留和逮捕属于狭义上的强制措施。群众扭送是公民在紧急情况下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措施。

    二、对我国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的反思

    (一)整体性问题

    1.在权力配置机制上采取单一的行政决定机制,缺乏中立者司法审查。根据现行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有权独立决定拘传和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院决定或批准,但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过程中可以不经检察院的同意而变更。决定是否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由各机关领导内部审批,无需举行听证程序,执行后亦不移送法院审查。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带有一定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性质,但由于与公安机关共同担任追诉犯罪的职责,难以保障客观中立,遇到自侦案件更无制约。单一的行政决定机制使检警机关权力不受制约,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拘捕的滥用,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极为不利。

    2.在到案措施法定性问题上,违法和法外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情形较为普遍。

    显而易见,强制到案措施的适用必须要有法律上的依据,要符合法定程序。违法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现象,如公安部1998年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与刑诉法规定不一致。刑诉法第128条规定,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显然,“侦查羁押期限”指逮捕后羁押的期限,而不是拘留以后提请批准逮捕的期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外强制到案情形主要指留置盘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留置盘查不属于立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却被普遍适用于刑事案件侦查中。据统计,某公安机关在侦查的302件案件中,有283件采用了留置盘查,占全部案件数的93%,其中作出延长继续留置盘查的又占了绝大多数。

    3.在体系结构上,强制到案措施内部结构层次不合理,到案措施与羁押措施混为一体。

    我国强制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和群众扭送,前三种由公安司法机关适用的到案措施应该彼此明显区分并相互衔接,由轻到重排列。拘传、拘留和逮捕之间跨度过大,拘留与逮捕重复设置且发动标准过高,而拘传又不能适应侦查初期工作特点及犯罪形势变化。这种体系上的不合理严重影响强制到案措施应有功能的发挥,客观上也驱使侦查人员违法适用强制到案措施或寻求法外措施予以代替。

    法律中规定的“羁押”是执行拘留、逮捕的结果,是附随于拘留、逮捕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与拘留、逮捕相并列的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现行拘留是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到案措施,却允许长达37天的羁押期限,与西方法治国家通常48小时、最长96小时的期限相比,显然剥夺人身自由时间太长。现行拘留的主要内容即为羁押,逮捕即意味着长时间的羁押。究其原因,在于逮捕后缺乏有效的审查分流程序。从程序功能看,逮捕后的审查程序可以分离逮捕与羁押,使逮捕和羁押明确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到案措施与羁押措施适用条件和程序混同,既不利于打击犯罪,又不利于保障人权。立法一方面为使拘留逮捕措施便利侦查工作而降低了羁押的适用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羁押的适用又提高了逮捕的条件,这种迁就性既不能适应侦查活动的需要,可能造成打击犯罪不力,也达不到对羁押严格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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